▲ 李连和
李连和眼中的服务王传福退出武汉比亚迪董事长职务，就是要时刻把握“胸中有全局、服务无止境”的观念。
本文首发于兵马咏
4月19日晚王传福退出武汉比亚迪董事长职务，同样的曲江千人大礼堂，这次西安市委中心组学习，邀请的主讲嘉宾是科技界大咖——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深圳市科技局局长、党组书记，原科协主席、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李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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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和其人其事
提及李连和，相信外界的人知晓的并不多，但讲几个与他有关的故事，就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1995年，48岁的李连和刚到深圳1年。
他在深圳龙岗坪地的一个山沟里，找到了一位刚从北京来深圳不久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一个很简陋的厂房里面，带着20来个打工妹在做档次一般的镍铬电池。
经过考察，李连和所在的深圳科技部门决定一次性投入300万元，并在1年后将全市第一家市一级的新能源材料研发中心落户在该企业。
这种大手笔扶持民营企业，是“吃螃蟹”之举，自然引起了不少争论。
但李连和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企业的商业思路很清晰，有技术基础，很有潜力，而且企业领导有专业基础，会很有前途。”
这个小电池厂就是后来的比亚迪，这个年轻人就是当年29岁的王传福，日后的“中国首富”。
对于当时基础薄弱的深圳，作为科技局局长的李连和采用了重点突破的战略。在新能源方面，选择了比亚迪，而在IT领域，选择了华为、中兴和长城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的程控交换机制造商的排名是“巨大中华”，即巨龙、大唐、中兴、华为。
当时的华为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许多民营企业一样面临着贷款难问题。
李连和带着包括华为、比亚迪在内的民营企业到一个个银行“讨饭”。
当时媒体有这样报道：在华为坂田基地奠基那天，下着大雨，只来了一位政府官员参加剪彩锹土，就是李连和。当时华为的副总裁对李说：“请不到其他领导，都说没空，就您一个人来了。”
华为开联欢晚会时，请李连和去讲话，他现场即兴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参观国际电信展有感》，给现场几千华为员工打气鼓劲，表演完了之后，掌声如雷。任正非也很感动，还希望李连和帮忙写一首《华为之歌》。
当有人质疑说，作为政府官员，与某些企业走得太近是否会担心外界议论？
李连和大手一挥，“我到这些企业去，水都没有喝他们一杯，唯一的一次是在比亚迪吃了一餐盒饭，那天还是陪中央领导去调研。如果怕这些事情把自己压住了，那还是考虑个人利益，王传福退出武汉比亚迪董事长职务你就什么都别干了。”
为人熟知的“BAT”三巨头之一的腾讯公司，与李连和也有着不解之缘。
在李连和的主推下，1997年深圳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称为“22条”。谈到出台这样的规定，他讲到，“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一旦被侵权、被山寨，所有心血很可能付诸东流。”
而这个可谓十分“精简的措施”，从科技部门研究、提议，到最后被拍板通过，就是让李连和都没有想到的“16个被征求意见的部门基本都是一路绿灯”，却得到了减税让利、藏富于企业的巨大效果。
在1999年，深圳又对原有的“22条”进行修订，出台了新的“22条”。有了上一次的基础，这次多个部门更是从企业的角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发展的需求。
此后借鉴深圳的做法，北京的“35条”、上海的“18条”、武汉的“36条”纷纷出台。
正是得益于“22条”的鼓励和支持，腾讯在第一届高交会上拿到了关键的220万美金风投。
2010年9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感慨：“我们曾为凑出必须的营运资金而四处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QQ软件，幸运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这个平台，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加快了创新步伐，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腾讯的故事几乎在每一届高交会上都被提及。
目前深圳的发明专利数量短短二十余年时间，就位居全国第一。这个奇迹的背后，就是靠着像“第一部无形资产评估法”、《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这些“硬规定”的保驾护航，为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
李连和还是创业板的首倡者。
1996年，他从美国考察回来，就提出设立创业板。
1998年，创业板方案递到科技部，得到高度赞扬：思路好，可操作性强。
当时，李连和估计创业板2000年就可推出，不料IT产业泡沫出现，事情拖了下来。
2003年，李连和担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每年都在全国“两会”上提开设创业板的建议。
最终，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他对当时采访他的记者说，创业板不启动，“我永不瞑目”。
翻看李连和的简历，他的工作轨迹一直围绕着科技这条主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技人。
令人惊讶的经历是，他年近半百，却南下深圳“重启炉灶”的故事。
1994年，47岁的李连和离开生活、工作了多年的武汉，来到深圳。
这种性格可能与他曾讲过的一个梦想有关——“让中国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否则，不好理解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还要重头异地创业。
也不好解释一个已经官至厅级的领导，不在乎行政级别降低，去了当时远不及武汉的“文化沙漠”“科技沙漠”。
离开武汉前的李连和，担任湖北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是一位厅级干部，而深圳市科技局局长仅是副厅级。当时，他还是东湖科技园和襄樊科技园创办人之一。
他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离开，“如果我当初没有来深圳，在内地升迁的可能性会更大，但一生的写照或许就是‘开会’二字——把别人喊来开会，被别人叫去开会，那就没多大意思了。”
来到深圳的李连和，依旧保持着高科技产业“拓荒牛”的工作作风。
2003年至2007年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他开全国先河，坚持把企业作为科研、科技开发的主体，让深圳高科技从零变成“排头兵”。
从483天筹备首届高交会，到前后操办了5届高交会，见证了高交会从无到有、成为深圳闪亮名片的过程。
数据显示，1994年李连和正式调到深圳时，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首次突破100亿元。1999年首届高交会开幕后，这一产值在2000年突破1000亿元。而在他卸任市科协主席的2008年，产值规模则以8710.95亿元，超过北京、上海稳居全国各大中城市首位。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之路，干小了等于白干，干慢了等于***”，他的这句话就是深圳“创新创业”的最直观写照。
▲深圳“高交会”智能装备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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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西安的“八真经”
虽然李连和这次是来给西安官员和企业传经授道，但之前他已来过西安多次，原因是为了“挖人”。
当时深圳科技底子薄、人才相对稀缺，内地大学多、研究所多。李连和就不分市内市外、省内省外、国内国外到国内外“挖人”，几乎跑遍了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将我国杰出的光电子学和超快诊断技术专家牛憨笨院士请到深圳。
1999年，在李连和的“穿针引线”下，深圳大学费尽周章地将牛院士从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调出，同时一并将课题组共28名成员迁入深圳，牛憨笨也成为深圳市第一位院士。
“牛院士带给深大一个光电学科，推动深圳一个光电产业”，这是牛院士到深圳后，同事对他的评价。深大也为牛憨笨及课题组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当年即争取市政府投资1亿元建实验室。
而这其中的一段插曲是，“譬如在西安，我们曾经给陕西省科委写一个报告，有一个已经论证，很有前景的项目，要求拨款500万元。最后评估下来，省科委给了5万元。”牛憨笨在《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杂志刊发的一篇自述中这样谈到。
在当年深圳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之下，正是由于李连和对“人才要素”的高度重视，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推动了深圳这个创新型“***城市”的形成。
在这次讲座上，李连和也是“毫不避讳”的谈起这段故事。
而在此之外，他也向西安的官员道出了深圳这座没有科研院所、没有高校的年轻城市，能够让几十万优秀的工程师聚集，而一些城市聚集着大量的优势科技资源，却没有培育出像深圳一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玄机：
一是要有正确的决策。通过创新驱动，来解决体制障碍带来的资源消耗。
二是遵循两个规律。遵循经济规律和科技规律，在讲到科技规律的时候，李连和也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在199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安排了两个人做发言，其中一位是我们西安的老领导崔林涛，另外一位就是深圳的李连和。
发言期间，在会的一位国务院领导问李连和：那深圳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快的？李连和用了9个字做了准确的诠释，那就是“动手早、出手快、下手重”。
而具体落到如何来做，李连和给我们带来了“八真经”。
首当其冲的体制。
要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就必须破除体制障碍，坚持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他用了四个90%解读了深圳经验。
90%的专利在企业王传福退出武汉比亚迪董事长职务；
90%的研发投入的企业王传福退出武汉比亚迪董事长职务；
90%的研究机构在企业；
90%的科研人员在企业。
第二个关键，就是人才。
讲到人才问题，除了牛院士的故事，深圳将大规模的人才引进工作交给了企业。华为、中兴等高科技企业每年都在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吸收3000-5000名毕业生，加入科技创新人才大军。
第三，建立科技与金融创新融合体系。
早在1995年的时候，深圳的科技部门、发改部门、经贸部门就共同发起成立了高新投资担保公司，通过这一创新举措来解决科技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现已担保项目接近4万个，服务企业2.5万余家。
目前，深圳拥有各类天使投资机构、创投机构4.6万家，有80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总规模近3万亿。这些专业的投资机构，真正的帮助那些只懂技术的科技创业者解决了资金、管理、市场等一系列问题。
▲第十八届高交会开幕启动仪式现场
第四，建立以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为平台的科技市场。
在李连和看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要念好“人财物”三字经。人才通过“拿来主义”解决，而资金的解决则要面对更多困难，李连和不得不多次带着深圳的企业家去跑银行、交易所。他对于“物”这一高新技术产品交流、销售的思考，更多的搭建载体和平台，并具化为“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把“高交会”办成了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
李连和作为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立者和推动者，通过搭建这个平台，让成果交易和经济发展无缝对接，整合了国内外的技术、产品、信息、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资源，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展会还为深圳的交通、酒店、旅游、娱乐、物流、通讯等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展会，吸引了华为这样不愿意参加流于形式展会的企业，却年年参加高交会。
在现场听课的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和100家企业来看，这对于如何发挥西安科技大市场的作用同样启示甚多，对于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国家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颇有借鉴意义。
▲西安高新区
第五、培育创新文化。
在讲到文化的时候，李连和首先赞叹西安，这个十三朝古都的文化底蕴，是非常了不得，也是让世界赞叹。那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文化培育了如此让世界赞叹的创新能力？
李连和讲到：深圳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传统观念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深圳则是“鼓励为王、包容失败”。在深圳创新发展的每位参与者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也许正是这座城市拥有的宽容和胸怀，才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也打造了一个环境好、服务好的投资环境。李连和也幽默地用了四首歌的歌名，形象的描述了深圳的投资环境，从《大约在冬季》到《迟来的爱》，然后到《爱江山更爱美人》，最后是《把根留住》。
第六、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政策法规体系。
李连和讲到，科技创新驱动，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保护。深圳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保驾护航。
第七，产业实现聚集核心是配套和投资环境。
深圳，每天都在吸引着国内外企业都去投资兴业，为什么呢？
因为深圳的简单、直接，李连和认为最核心的实际就是两条：一是保护好知识产权；二是给企业完善的配套。
其中一个小小的事例就看出了其他城市和深圳的差距：一家企业需要的一个配套零件，在外地的价格是120块，需要6天交货，但在深圳，价格是60块，1天交货。
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成本，实现在20公里半径范围内解决企业产业链的所有配套，节省出来的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率。
第八，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
深圳为什么培植出如此深厚的创新土壤？李连和给出的答案是，深圳的人均GDP是2.5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指数来看，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超过1.7万美元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经从要素驱动迈向了创新驱动。
李连和眼中的服务，就是要时刻把握“胸中有全局、服务无止境”的观念。很多时候，政府的决策从上面来，但办法要从下面来。办法决不能一刀切，只有办法的多样性才能体现决策的正确性。一旦做出正确的决策后，发展的速度就是我们服务的速度。
在这他讲了一个生动事例，在深圳市一次大会上做关于做好服务的表态发言，李连和只讲了三句话：一、如果是科技局独立审批的，我们马上就办；二、如果是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绝不在科技局晚点；三、139****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任何需要随时电话。
李连和也谈到，现在很多地方的审批仍然是周期很长，而且越拖越长，让我们的企业失去了耐心；甚至有的地方的服务理念、手段、政策、设备都是方便管理者。
服务的更高境界是什么？在他看来，更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多年前，有一个创业者有大型医疗器械的图纸，如果能落户生产，还可以出口美国。这个人在北京找到了李连和，希望能在深圳落地。李连和听了情况后，当下就决定，为其申请200万科技经费，并由担保公司做担保，当年在深圳开始投产，第三年，这家公司的业务已经超过了国内大型国企，第四年，就引起了国外多家国际知名公司的青睐，被西门子收购，作为西门子全球一体化磁共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西门子全球三大“总部支持中心”(HSC)之一（另外两个分别设在德国和美国），为亚太地区的用户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
▲现在的深圳
关于服务的精髓，李形象地比喻，现在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时代，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深圳什么都没有，就是比别人做的快了一点。
对于西安的发展，李连和也提了四点建议：
一是西安作为文化、军工、科教资源富集的城市，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要把高科技作为支柱里面的支柱来发展。优势优先、重点投入。要下狠手发展民营科技企业。
二是要抓好招商，既要讲数量也要讲质量。
三是要有灵敏的招商情报系统，做到“先人一手”。
四是要做好产业链布局，不要什么都干，要有重点，有特点。
最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用了两句话给西安的创新驱动鼓了气：
虽然他已经退居二线三线，但情系西安永远在线；
虽然自己已经是“70后”，但支持西安发展永远都是全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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