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839680的君眉茶
▲武陵山君眉茶
闽浙总督王懿德的奏折提及福建产茶除了武夷山一带外，其他县分还有建宁府属之建安、建阳、瓯宁、浦城等四县，邵武府属之邵武县，延平府属之沙县。刘埥《片刻余闲集》提到839680：“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名为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外地茶叶风闻星村卖茶价高，蜂拥而至。另有人认为外地茶转运崇安是因此地烘焙法较佳之故，如梁章巨《归田琐记》载：“盖浦城本与武夷接壤，即浦产亦未尝不佳，而武夷焙法，实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转运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较胜，其价亦顿增。”武夷茶自元朝大德年间即列为贡茶，由蒸制茶改制散茶，其质量优异愈显。清朝以来，武夷茶为西方人之日常饮料，商贾有利可图，竞相贩卖，产制方法逐渐改良，愈臻完善。因此，焙茶技术超过其他地方。
根据档案记载，“崇安县属武彝山，茶市盛旺之际，各省巨商挟赀而来，纷纷群集”。乾隆二十七年(1762)，福建巡抚定长奏称：“崇安界连江西行旅商贾往来络绎，而县属星村地方，每届茶市商贩云集五方杂处，弹压抚绥均须得宜。且平日事务亦繁，必得明白熟悉之员，方足以资治理。”三十一年(1766)，闽浙总督署福建巡抚苏昌奏请，将松溪县遂应场巡检裁汰，改设建阳县南槎村。崇安县分水关巡检移驻五夫村，崇安县县丞移驻星村以收设官实效。星村靠近九曲溪，为各省贩茶码头。福建巡抚苏昌奏称星村遇有茶市，客贩商民聚集不下数万，各处奸匪随之而集，作奸犯科者甚多。是以每年届期委令县丞到地稽查防范，至冬间回任。查该地店房街道栉比，星连山严溪口，处处搭有棚厂，实非委员往来期间所能查察。将该县丞移住星村，该地所有附近之黄村、周村、六里、仙店、黄土等七庄，一切斗殴、赌博、私宰、逃盗等就近归并该县丞管理。南槎村、五夫村两个巡检和县丞衙署各给二百两建造。根据贻石的研究，崇安产茶分为四路，一、东路包括上梅、下梅及五夫，以下梅为集散地。二、西路包括洋庄、小浆、大安、分水关一带。三、南路包括赤石、公馆、黄土一带，以赤石为集散地。四、小南路为星村、曹墩、皮坑、桐木关一带，以星村为集散地。五夫和星村产茶，成为崇安县巡检司和县丞衙署所在，可见其经济上之重要。
上述星村一地聚集数万商人，作奸犯科的奸匪随之而至。《明清档案》有若干盗匪案件，在嘉庆十三年(1808)，福建提督张师诚题本，禀报广东客人僧宁隐等，由原籍至永安小桃地方，雇刘昌林船只装载行李、银两，往崇安星村买茶，船泊建安长坪村河边被盗行劫一案。可见广东商人到崇安县星村买茶，在永安雇船经建安到崇安县。更有闽南龙岩州连城县商人将茶转卖到崇安。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提督张师诚题禀，连城县监生李涵宗来崇卖茶，行至镜台岩地方，被贼抢夺纹银一百七十六两四钱，擦伤雇伙魏观应手指。
张家口商铺与茶行立“召揽票”，由茶行至福建购买武彝茶后装箱，赴崇安县请领执照，每一字号不拘张数，均注明茶箱数目、贸易地方，并将定例“武夷山茶照例输税，不科引课”字样于执照内声明，在崇安县报税。经江西、江苏、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关口随行查验箱，皆照例输税放行。运赴张家口由察哈尔都统派员赴理藩院领票，照旧办理。沿途经过各税关应纳税银以及雇船脚费用，都在启程时算清，名为“包载包税”。俄国叶·科瓦列夫斯基于1849年到北京，他对中俄茶叶贸易路线详述如下：运往俄国的茶叶几乎出自福建省，并且专门购自武夷山。从武夷山到崇安，走水路大约17俄里，陆路是11俄里(每俄里等于1.06公里)。由崇安走山路经玉山到浙江的江山城要走150俄里，在江山换多桅大帆船运至钱塘江，然后再换别的船到上海。上海透过海船运到天津，由天津乘帆船到通州。通州用骡背驮茶叶到张家口，再由张家口雇骆驼或牛将茶叶运到恰克图。从福建到恰克图大约5000俄里，每箱茶路费大约10个卢布，再将上税捐等约13.5卢布。
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明订章程，嗣后商贩赴崇安县收买武彝茶完竣，即由崇安县请领执照，以便稽查。咸丰二年(1852)闽浙总督王懿德《商茶给照征税由》，提到福建产茶日盛，本地民人及他处茶商贩运销售，不免从中偷漏。议请各该县就地征收起运茶税，每百觔按照闽海关粗茶税则，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听其贩运他处。咸丰三年(1853)为始福建开办厘金，商人到地买贩茶叶，均令就县先输起运茶税，由县验税给照。领照起运后，经由各关口，无论本省、外省，凡系从前旧有应行征税之关，应令照例输税。王懿德的奏折说明，福建产茶的县分课茶税，按照闽海关则例每百斤粗茶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运输茶叶所经税关另依各关税则例课税。
闽浙总督王懿德奏折提到，建宁府属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五县出产茶叶，而建阳、崇安为多。每届春令，浙江、广东、江西等处民人聚集建阳、崇安二县，听受山主搭厂采茶、做茶，以备各省客商来县采买，运往各处售卖。此等采茶、做茶、制箱、编笼之匠作，以及挑运脚夫等人五方杂处，合计不下数万余人。崇安县茶厂制造岩茶者多设于赤石，制造红茶者多设于星村。岩茶茶庄最盛的时期达六十余家，包括兼办白毫莲心者。如集泉茶庄在民国初年间已有一百年历史。
王懿德之《拟征运销茶税章程》提到闽省负山滨海，水陆分歧。各处运茶来省惟古田县属之水口、侯官县属之北岭为西北扼要必由之路。余如崇安、浦成、光泽、上杭、福鼎或壤接江西；或界连浙粤，均多茶贩运茶出省。虽崇、浦、光三县向设税关，兼征茶税。而上杭、福鼎、水口、北岭等数则仅征收杂税。拟在水口、北岭二处分设收税正关印给循环红簿，则成福州府就近督征。另于水口以上南平县辖之延福门；北岭以上侯官县辖之汤岭，分设巡卡，填给茶照。并于闽县管辖之南台，侯官县辖之竹崎分设验卡，截收验单，覆验放行。茶课方面，拟于水口、北岭二关无论茶之粗细，每百觔征收税银六钱。
《清代贡茶研究》一书提到福建贡茶有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功夫花香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等。福建茶分为岩茶和洲茶，刘埥《片刻余闲集》提到：“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种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者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者紫毫，次者芽茶。”在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国茶叶名目有小种、工夫、武夷、白毫的名称。恰克图档案的福建茶只有君眉茶、自毫茶、莲心茶。君眉茶属于岩茶，白毫茶为洲茶。不过，恰克图的茶商把福建茶都称君眉茶，自毫茶则是指湖南的茶。
阿·科尔萨克所谓的莲心茶，实际应该是《清册》记载的君眉茶。证据之一是字号所卖的莲心茶数量总共才银四十几万两，而贩卖君眉茶数额则超过银一千万两。其次，他所谓卖莲心茶的字号如美玉公、世德全、美玉德、德生世、裕成源、合盛全、祥发永、广发成等都是卖君眉茶的字号。此外，兴玉中、长发成、恒顺成、裕顺昌、兴玉和兴玉厚等销售君眉茶的数量最多，参见附录1。其中，常家的字号卖茶的排行如下：独慎玉记(5)、大泉玉(6)、兴玉中(7)、美玉公(12)、美玉德(14)、兴玉和(15)、永兴玉(22)、兴玉厚(26)、美玉兴(52)、永兴泉(70)、泰兴玉(86)、兴玉锡(114)。山西榆次常家的字号如大泉玉、兴玉中、美玉公、美玉德都是重要的字号。过去我写过常氏的论文，不过对于他们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没有讨论很清楚，在此补充。
合盛永创始人为郭嵘，山西祁县人。这字号以票号著称，道光十七年(1837)合盛元由茶庄改成票号，股东为祁县郭源逢、张廷将，票号设于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日本东京、大阪、神户、朝鲜仁川等共十四处，是著名的山西票号之一。阿·科尔萨克提到合盛全(17)，另有合盛兴(33)、合盛洤(54)、合盛和(130)等。根据库伦档案合盛永在1797年已参与俄罗斯贸易活动。合盛全以布行起家，与俄罗斯贸易的1816年、1820年布疋的贸易金额还超过茶叶。其茶叶贸易的数量自1816年迄1867年共882875两。合盛兴商号1816年迄1836年卖出茶叶共378400两，两家共1261275两。两家商号卖福建的君眉茶、白毫茶共905875两，约为72％。阿·科尔萨克称他们是商号茶。合盛洤与合盛和两家在1860年代开始转卖青茶，共203100两。他们和乔家大量卖青茶的情况不同。
阿·科尔萨克对美玉公、美玉德等字号的茶叶赞不绝口，他说特别好的茶是美玉公，就呈色而言，中国人将它比作玉石，就茶色而言，堪比寿星之眉。俄国贵族有喝茶的习惯，瓦西里·帕尔申说俄国商人不接受中国人的劣等茶。所以中国商人贩卖君眉茶每箱价格在三十至四十多两，每市斤达银0.5两，俄国人也完全接受，这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担100斤约银24两的价格贵两倍以上。
湖南的白毫与青茶
汉口是华中地区的茶叶集散中心之外，在湖北有三个当地的茶叶产销中心。湖北的东部，广济(今武穴)是来自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边界的茶叶产销中心，其茶叶就是所谓的东路茶。宜昌是西部茶叶的产销中心，其茶叶来自四川和湖北西部如鹤峰、秭归、远安、兴都、五峯、建始、利川、竹溪，这就是西路茶。蒲圻是南方茶叶产销中心，其茶叶来自临湘、湖南、湖北边境如蒲圻、咸宁、通山、通城、阳新，这也形成了羊楼峒茶。蒲圻在民国初年仍有茶庄是山西人来独资经营的，这些茶庄资本雄厚，人事精简，总部都是在山西省，在其他各地区设有分号。在羊楼司的分号设在聂家市和北屯；在羊楼峒则设在江南市及其他村庄。还有很多是沿着平汉铁路设点。事实上，这些茶庄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享有盛誉超过一世纪。羊楼司、羊楼峒茶茶叶种植区分布如下：
1.枫树岭、中心坪、茶案岭、红山、大港、道门、半尺山、枫树澳、锦旗山、芙蓉铺。
2.骑盆、白花乡、浮岭、土茂镇、谭湾、浮澳、赵家湾、宋封山。
3.山上湾、大村、孔家门、文昌乡、下林乡、赵李乡。
以上这些地区一共有12000亩，产量有50000担，邻近的区域崇阳、通山、通城、临湘也产茶，这些茶也是聚集到蒲圻分销。1935年这五区茶叶的总产量超过19300000斤，其中四分之一是蒲圻出产的。
叶·科瓦列夫斯基提到专营恰克图生意的晋商，除了在福建省内采购茶叶外，还要去其他地方买一些。恰克图贸易的白毫茶来自两湖，因为质量较差，被称为普通白毫茶。阿·科尔萨克描述说白毫茶的叶子更大，不过不是刚长出来的，手感不细腻和叶子卷得不太紧。茶叶一般是瓦灰色、黑色、浅红和略带黄色，茶中常可以见到茶树的细枝杈。更好一点的叶子呈瓦灰色和黑色；一般说来被略微清理过的叶子多叶子多红茶的口味佳。
青茶是绿茶亦属两湖茶。老青茶简称“老茶”，土名“黑茶”，每年秋季采制，故又称“秋茶”，为制造绿茶砖的材料。两湖老青茶集中于羊楼峒，茶叶质量亦以羊楼峒芙蓉山所产者为最佳，所称“洞茶”。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调查所示：当地采制的茶分青茶、红茶及老茶三种。以采制时期而言，大概青茶采于谷雨(阳历四月中旬)，红茶采于小满(五月中旬)，小满一过即开始采制老茶。山西茶商每年谷雨前后由晋来羊楼峒，收茶制造。先制青茶及红茶，随后制造茶砖。陈启华在《湖北羊楼峒区的茶业》一文说羊楼峒的茶号，远在一百二十余年前，当时晋商赴湘经商，见茶树生长甚佳，遂教以栽制之法，并设庄采办，制造老茶，运销新疆、张家口、内外蒙古等处。黄鉴晖认为蒲圻在康熙初已经是山中采茶肩担，乾隆年间产茶区分布县东南以西崇山峻岭中，嘉道年间也有了西商监制的砖茶。蒲圻种茶的起始绝不是咸丰年间，羊楼峒之始有砖茶也不是始自光绪初年。恰克图《清册》于1819年各字号销售之青茶已达银839680两，可见晋商在羊楼峒设茶庄有一百多年历史。著名的字号大兴玉、万顺昌、祥发永、广和兴、独慎玉、大泉玉、慎德玉贩卖青茶皆超过百万两。独慎玉和慎德玉分别代表常家和乔家的字号，他们都是较晚卖茶的字号，约1850年左右。《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相继到莫斯科经营茶业。
研究清末民初晋商在羊楼峒的茶庄有：长裕川、大德生、兴隆茂、宝聚川、天顺昌、天聚和、义兴、大涌钰、瑞兴、大昌玉、德巨生、巨贞和、巨盛川及复太谦等家。这些商号比较像黄鉴晖说的内茶商，就是将茶叶转卖给张家口领照票的铺号。不过，德巨生、巨贞和两家曾出现在《清册》中。德巨生在1854至1862年间贩卖青茶共银100500两。巨贞和只出现于1862年贩卖青茶共银8560两，两者都是中俄贸易里头小规模的字号，可能他们卖茶给张家口的字号时，也曾领部票到恰克图贸易。
除了羊楼峒外，湖南产茶最多的地方就是安化、湘乡、宁乡、浏阳、湘阴、长沙等处。各地的茶集中在安化、湘乡两县，成为制造红茶和砖茶的中心，销于西北各省及内外蒙古。王恩浩认为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占领福建武夷茶区，广州商人在安化制造红茶，红茶主要销售至俄国，销于英德法诸国甚少。实际上，1816年《清册》中已有销售砖茶的记录。根据《安化县署茶业调查报告》载，安化有红黑茶两种，而两种之分在于制造之异，其茶叶原质毫无区别。红茶每箱重50斤、黑茶以卷数计算，每卷重64斤。1930年代安化茶叶调查，红茶黑茶产地与销售地区，列于表1。表1之茶市依次为东坪、黄沙坪、硒州、江南、边江、小淹等，根据松浦章，《1917年安化茶叶报告》，咸丰年间小淹设立厘金局，每年通过的茶叶数量达一千二、三百万担。
▲安华茶叶产地与销售地区
安化茶号的营业资本，晋商、陕西、甘肃诸帮为独资经营。黑茶茶号皆属陕甘晋商，其组织分为大庄和仔庄两部，大庄制茶间收买毛茶，每庄少则六人，多则十二人。仔庄系临时组织，专收购毛茶，毛茶买妥即结束，每庄大概为四人。
表1所列工人来源是安化附近的县份，新化、宁乡、湘乡、桃源、邵阳、江西等。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称，湖南安化县地方素产红茶，每年春夏间茶市最为繁盛，聚集不下数万人。向来均派防营届期前往弹压，沿途水师亦饬严密稽查。二十四日夜间在安化水路直达之益阳县沙头地方，突有匪徒焚毁炮船，溺毙哨弁，谋抢茶行。当由该地方文武拏获魏老一等十五名匪徒。该犯等供称，每年在安化茶行受雇拣茶，见茶行生意富足，商允同往抢劫。这案子说明安化位于资水中游，利用水运直达益阳至洞庭湖、洪湖，经嘉鱼县附近的岛口至汉口。张家口的税关监督成孚禀称，茶商自湖广安化县办红茶至恰克图各处厘捐杂税，因各地设置厘卡，路线较为明确。
湖广总督陈夔龙奏折说，湖北征收茶叶税向在羊楼峝设立专局，各产茶县设立分局，由官帖牙行居间经理，代为收缴。红茶以广庄、口庄为大宗。羊楼峝与湖南羊楼洞或羊楼司不同地方。光绪二十九年(1903)陕甘总督松蕃奏称，新疆伊犁、塔城一带，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晋商私茶充斥，官运滞销。现南商另请新票，赴湖北羊楼峝采办茶砖，运至关外各处营销。所谓南商即甘肃商人，他们是领茶引至新疆贸易的商人。清末茶引每票征银222两，加上厘金共343.6两，以致晋商营销偷漏税之私茶。
瓦西里·帕尔申提到王宋乔、王宋周、王盛隆三家字号开设在同一个铺子里商铺。这提供线索是山西大家族参与了茶叶贸易。三家字号属祁县乔家的万和成、万顺昌、万盛隆。此外，还有广隆光、慎德玉等也都是乔家字号。过去对祁县乔氏的研究都注意他们在包头的发展，“复”字号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史若民发现的《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抄本，大德诚商号称：“予旧号三和，齐嘉庆末年来安采办黑茶。”齐为山西土话，意思为“自”。清嘉庆十年张家口《重修市台关帝大宇碑记》有三和同字号。《山西票号史料》辑日升昌书信，道光三十年(1850)“又报会去河口四月初十日交三和同河宝足纹银三千两，刻未立会票，俟立再报”。咸丰十一年(1861)“又定会汉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交三和公足宝银六千两，在祁春标收镜宝银，得期外，每千两得费银二十五两”。乾隆年间至库伦贸易的商号有三和正记、三和魁记，《清册》有三和恒、三和兴，或许是乔家字号。
从《清册》找到字号共同的执事人，与乔家有关的字号卖茶的排行如下：大兴玉(1)、万顺昌(2)、广和兴(4)、广发成(9)、裕顺昌(13)、慎德玉(16)、三余公(24)、广隆光(25)、义合德(31)、聚义公(41)、三和兴(51)、聚成泰(55)、广发隆(63)、通顺永(64)、裕生和(75)、源盛东(80)、谦德生(90)、复盛裕(96)、聚隆昌(99)、三和恒(103)、兴盛昌(108)、亿中泰(120)、源发干(143)。
过去我以为大兴玉属于常家，但渠仁甫的回忆录却说这是乔家的字号。从大兴玉卖青茶的数量来看似乎较接近乔家的字号。乔家卖的君眉茶和白毫茶或许是阿·科尔萨克说的“山西白毫茶”，即商人把自己收购来的茶叶在张家口，卖给有特权在恰克图和俄国商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他们用木箱装运茶叶，箱子里面铺上黄色的中国造的纸，而不像商号茶那样用锡纸。而青茶则是乔家在两湖设的茶庄收购之茶叶，它们以自己东家铺子的字号而闻名。说明乔家在祁县与汉口的汇兑。万顺昌以销售青茶著名，共银1130120两，占总额度1740345两的65％。其次，慎德玉只卖青茶自1858-1871年共1032900两。
协和公的号东侯氏，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位于芦草园地方，建有先翁庙、颜料会馆。咸丰四年(1854)皇帝上谕提到：“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张正明提到康熙时万瞻出外经商，专贩苏杭一带的绸缎。侯万瞻之孙侯兴域生于乾隆年间，卒于嘉庆年间。侯氏在恰克图贩卖杂货、绸布、茶叶和钱铺。1816至1871年恰克图贸易的字号中有顺义诚(10)、恒义承(19)、协和公(50)、巨泰永(62)、顺义公(65)、顺义永(87)、蔚长厚(127)、顺义成(139)、顺义和(145)、顺义魁(160)，这些字号与协和公有相同的执事人，应与侯氏有关。协和公与俄罗斯的贸易自1816年迄1829年共201500两。又，以顺义诚为主的字号1816年迄1871年卖出茶叶共1,182,639两。其中青茶占882420两，约为75％。
兴域字号蔚观，其子侯庆来将平遥的字号都改带有「蔚」字，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蔚长厚，据说是纪念侯兴域。1866年的恰克图贸易字号有蔚长厚。1871年以后，协和公记不再领部票贸易，转为放款借贷的票号。在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载协和公的股东放蒙款兼货庄，其股东侯庆哉，资本额20000两，借款给蒙古人二、三十万两。又分有西协和公、南协和公两分号。蔚长厚也曾领部票贸易，但只有一年的资料，贩卖茶叶不多。
《晋游日记》载，祥发永设在张家口的账局，为汾阳商人王庭荣投资白银四万两创办，经营工商业存款和放款业务在京师的账局，并兼营候选官吏放款。祥发永(3)为恰克图重要商号，其他相关字号有：祥发承(47)、祥永发(49)、祥发成(68)、祥发昌(118)，这五个字号售君眉茶602246两、白毫茶309840两、青茶1300200两，共2212286两，其中青茶占了58.8％左右。光绪年间仍领青茶部票贸易。清末祥发永记的分号祥发源记为张家口茶叶的商总。
裕成源(21)的号东霍梅是万全县的大商人，该字号主要卖青茶。这家族的事迹在下文的陈学源案中会再提及。根据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载，裕盛和于库伦经营汇兑兼货庄，据民国三年调查，资料额20000两，每三年分红36000两，在莫斯科有代理店。裕源永号东也是霍梅，经营钱庄兼货庄，民国三年(1914)调查，资料额40000两，每三年分红50000余两。
公合盛(124)只卖青茶，数量不多。但其号东张疑林，于库伦经营汇兑兼货庄，据民国三年调查，资料额40000两，每三年分红40000两，在莫斯科有分庄。另一处公合源号东亦为张疑林，经营钱庄兼货庄，数据额15000两，每三年分红20000余两。天和庆(91)也是卖青茶，量不多。其号东苏定国，于库伦经营茶庄兼洋货业，数据额20000两，于俄国乌近斯克有分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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